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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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1980年7月，我在老家“和平中学”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够进“技校”，却因为体检不合格而失之交臂，只得去铜陵市第一中学（简称“一中”）再读两年高中，看能否碰运气考上大学。

本年一件大事，是“人民公社”重新改为过去的“乡”。做了许多年“社员”，村民们一时还不太适应，起初仍叫“公社”。在我之前，本公社高中生考大学尚无零的突破，所以全家都不抱希望，只觉得放弃机会怪可惜的。

熬两年吧。考砸了，大不了回家务农。

不料我还没开始“熬”，父母就提前煎熬起来。他们嘀嘀咕咕好几天，还是向铜陵市的三姑妈开了口，希望能让我寄宿在她家。住校两年，食宿开支太大，照我家当时的收入，根本承担不起。二哥特地去了趟三姑妈家，得到肯定的答复，这才最终决定让我去“一中”读书。

三姑妈在五十年代后期随姑父“招工”去了铜陵市，她平时操持家务，没有正式工作，两位表哥和表妹都在念中学，五口之家全靠姑父一人拿工资，并不宽裕。我们半年才送去一点大米和土产，当然不够吃喝用度，这就势必要给姑妈家增添负担。虽是姑舅关系，毕竟寄人篱下，刚满十四岁的男孩，硬推给亲戚家，能吃得下这苦吗？

但事情并不因人们怎么思虑，就会朝更好的方面转变。条件如此，别无选择。无论怎样尴尬勉强，我还是跟父亲和二哥一道，扛起行李，赶在1980年9月1日开学前三天，踏上了去铜陵市的道路。

母亲一贯视我为“子壳里的鸡”（尚未钻出鸡蛋壳的小鸡），她自然很伤心，但第一次离开家乡进城读书，我除了一点惘惘的惆怅，以及几分好奇和激动之外，倒也并无怎样的依依惜别之意。从家到铜陵市，直线距离三十公里，本来可以走过去，但二哥挑着几十斤重的粮食，长途太吃力。“擦黑”赶到姑妈家，他和父亲不能当天往返，也有诸多不便。所以还得坐公交车。

那时的交通实在不便。先要步行两小时左右，走到我们“圩区”和西边（长江上游）另一个“圩区”的交界处，等候一天只有上下午两班的公交车。邻居“学庆你”家有一座基本当摆设的吊钟，不能靠它掌握时间。保险起见，我们必须一大早就出门。

赶到公交车站，原来就是隔壁“乡”的供销社。经人指点，知道上车后才买票，并非预先买好票，再笃笃定定“等车”。这就意味着如果人多，必须尽量挤上去，否则等下午另一班，二哥和父亲就得在姑妈家过夜了，那是万万不可的。

好在阳历八月底仍是农忙季节，赶上午这班车的人并不多。然而等到一辆摇摇晃晃的老旧公交车开到，还是发生了好一阵拥挤和忙乱，二十多位乘客及其难以描述的各种行李（包括我们的粮食和土产）总算全部塞进汽车。

车子开动不久，“圩区”熟悉的风景很快被抛到后面，迎面而来的是以红壤为主的皖南丘陵地带。闻着浓烈的汽油味，看着陌生的景物，这才意识到真要出远门了。

全程无柏油马路，“公路”尘土飞扬，十分颠簸。到了铜陵县“城关”（铜陵县治所“城关镇”渐渐成了县城的代名词），再换乘另一路公交车，才能进入铜陵市区。其间周折不必细述，反正敲开姑妈家的门，正是吃午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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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节奏加快，几年前国家已撤销铜陵县建制，变成铜陵市下辖的“义安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经确立了市管县的行政框架，但历史上铜陵市与铜陵县的隶属关系极为复杂，迭为主客。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县、市日常工作实际上长期分立，铜陵市仅限铜官山矿区及其下辖的其他若干厂矿企业，铜陵县则主管全县农业。前者工业地位重要，后者土地面积和人口又大大超过前者。

县政府所在地“城关镇”跟铜陵市相隔一个“天井湖”，规模小，但毕竟是一县的治所，农民们绝不会随便转悠到“县里”，除非青年男女相亲成功，婚前由媒人领着去县里“扯布”（男方给女方买布作嫁衣），或青壮年得了急病或受了重伤，赤脚医生宣告束手，只好抬着去“县人民医院”（老年人就不折腾了）。总之那时候农民进铜陵县城可真是一件大事。

至于铜陵市，就更加遥不可及了。这座黄山山脉北麓的山城素有“铜都”之称，据说铜矿开采可上溯至商周两代。西汉元丰二年（前109年）在铜官山设铜官，东汉更置“铜官镇”。唐时已因铜矿冶炼而名震遐迩，诗仙李白途经此地，先后写下《铜官山醉后绝句》《与常赞府游五松山》《宿五松山上荀媪家》《赠刘都使》《记南陵题五松山》等诗，所记皆是他在铜陵的真实生活经历，包括对冶炼现场的描写。李白提到的“铜官山”“五松山”“南陵”都在当时的铜陵市境内，也都可作古铜陵的代称。

唐宋以下，历代经之营之，未尝停歇，但大规模建设还是在“一五计划”推行之后。三姑父就是那时“招工”进城的。此后铜陵市境内陆续发现其他矿藏，都纳入铜官山矿区统一管理。四面八方建设大军蜂拥而至，人口剧增，很快形成一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中型城市，经济地位与繁华程度后来居上，远超铜陵县“城关镇”及其下属的各乡镇。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继续发展支柱产业（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的同时，又通过招商引资，加快推进以纺织为主的轻工业。一大批高考落榜的城市待业青年经过又一轮考核选拔，纷纷进入新建的毛纺厂或绢纺厂，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

在我读“一中”的八十年代初，铜陵市商业还不甚发达，中心城区只有“举市闻名”的一条贯通东西的主干道“长江路”，商业区就在“长江路”跟另一条主干道“东风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俗称“十字街”）。“十字街”附近有全市唯一的百货公司、工人文化宫、长江剧院、医院、银行、少年宫、火车站。

当然也有一家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1980年秋，我跟着大表哥逛街去过这家书店，看到一本《李家庄的变迁》摆在橱窗显要位置，不知是何名著。1984年大二暑假回乡，路过这家书店，这本书过了四年还纹丝不动摆在原处。尽管流行音乐时髦服饰早已在这座城市四处开花，却完全不见那个时代为人所称羡的排队抢购文学名著的景象。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冲动，我不假思索买下了赵树理这本小说。暑假结束回上海，正好在火车上一口气读完。

“一中”就位于百货公司和工人文化宫背后一个小山坡上，闹中取静。从“长江路”正门走进学校，迎面是大操场，就着山坡底部挖建而成，与街道保持在同一平面。其他建筑，教学楼、住校老师宿舍、行政办公楼、食堂（带澡堂）和临时加盖的一栋专供不能走读的学生住宿的平房，都沿着操场东西两侧，像梯田一样逐级向上，依山而建。

学校主体建筑是盘踞半山腰的教学楼，坐北朝南，青砖木结构，上下两层，据说建于五十年代后期，是学校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站在二层阳台凭栏眺望，半个铜陵市和更远处的山峦尽收眼底。周围陆续建造的其他校舍就没有这种气魄了。

除了一些必要的道路，所有空地都被不知是这座小山原有还是后来栽植的大量树木所占据。整个学校隐藏在一片茂盛的树林中，甚是清幽。

本届（1980年）高中有四个平行班，近两百名学生。第一学期结束前举行摸底考试（也参考入学时的初中毕业成绩），本着教师评估和学生志愿相结合的原则，我被安排在唯一的文科班。

毕竟刚从闭塞的乡下出来，我不可能像城里同学及其家长们那样，根据丰富而灵通的信息，反复斟酌文科与理科的优劣。况且我生性中有一个很矛盾也很没出息的地方，就是在小事情上挺认真，逢到大事反而随波逐流，甚至可说是任人摆布。文科就文科吧，况且学了一学期的物理化学，也实在太难。专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和政治，对我来说也还算相宜。

我的高中生活，这就算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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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的前身，乃是创办于1938年春的“国立第十六中学”。抗战八年间，共有二十二所收容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以数目字顺序统一命名。“十六中”校址在今重庆市永川区，不知哪位作者撰写了校歌《北山之歌》——

北山何苍苍，花木何芬芳。黉舍嵯峨接大荒。

弦歌永不辍，蔚为邦国光。生聚教训忆越王。

出中序，入大庠。此何时，君莫忘。

山河半壁，家沦亡。大地豕蛇正跳梁。

北山何苍苍，花木何芬芳。步趋我国父，收复我国疆。

大仇未报寇未灭，志士无颜归故乡。

1946年秋，学校迁至铜陵市西南临江的“大通镇和悦洲”，改名“省立铜陵中学”。这可是一处水陆交通要津，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和悦洲”为中心发展到鼎盛期，人口七万，大小商号一千二百余家，“四大银行”在此都有分行。1954年“发大水”，学校一度转移到附近的长龙山，1955年夏再迁至铜官山。初名“铜官山中学”，1958年正式确立“铜陵市”市名，学校也随之更名为“铜陵市第一中学”，一直沿用至今。

从国立到省立再到市立，招牌越来越小，学校的实体内涵却越来越大。

但高中两年，关心母校历史的同学并不多。文科班来自“大通和悦洲”的陈姓两同学也从未炫耀过他们家乡与母校的因缘，只有饱学的地理教员“周老夫子”隐约提过一笔。这固然跟人们历史意识向来淡漠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两年制高中始终以“高考”为目标，时间金贵，即使周老夫子肯讲校史，听众也不会太多。

1978年，我还在乡下“和平中学”念初二时，母校就已经被确立为省属重点中学。当时师资力量应该有过一番优化调整。等到我们这届高中生入学，教学质量已稳居铜陵地区十几所中学之冠，任课老师也皆一时之选。

这里首先要说到吕达贞老师。她是个杀伐决断的重庆女汉子，担任文科班班主任，当时只有三十七岁，精力充沛，乐观开朗，工作投入。她不仅督促同学们珍惜每一分钟，也为文科班不断“拉”来她心目中最好的老师。

吕老师196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分配到“一中”，教我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绰绰有余。那时还没有猜题押题的说法，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教材和教学大纲之外的内容，她也尽可能让我们有所接触。上她的历史课，真要“开足马力”。她讲完每个单元，都有当场提问环节，拼的全是记忆力。

同桌一位来自凤凰山煤矿的“复读生”特别卖力，他偷偷告诉我，每天早饭前喝半碗盐开水，可以长记性。我倒用不上他这件独门暗器，吕老师课堂所讲内容都写在教科书上，我只要认真听讲，再看两遍教材，基本上就能背诵了，而且还记得背诵的内容在第几页第几段，着实令这位“复读生”惊叹不已。其实并非因为我记忆力超强，实在当时的教学资源有限，少年人的大脑就像刚启用的新电脑，内存足够，不会因为输入信息太多而影响运转速度。抱怨“记不住”的同学，或是课堂听讲不够专注，失去了第一时间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良机，事后“炒冷饭”，注意力难免分散，自然就事倍功半了。

为了让同学们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吕老师用尽浑身解数。她十分强调形象思维的重要性，除了绘声绘色讲好中国和世界史上那些有名的人物与故事，还充分利用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上的插图，或者从家里带来大幅绘画作品。仅“斯巴达克起义”一节，她就结合插图、绘画和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差不多将“状如皮靴”的意大利半岛地理形势说了个遍，以至于引起教地理的“周老夫子”善意的“抗议”（抢了他饭碗）。

撰写这篇不成样子的小文之前，我从“中国知网”特地下载了吕老师刊登于《安徽史学》1984年6期的《就〈斯巴达克起义〉教学谈课本插图的运用》一文，认真拜读。此文虽在我高中毕业两年后发表，但显然是她长期教学经验的总结——

《斯巴达克起义》一节教学，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让学生认识起义的原因，二是让学生了解起义的过程，三是让学生理解起义的意义。

多使用挂图，一是符合人们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二是符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能加强教学效果。

读到这两段，我心头一热，不禁泪目。所谓“学生”“青少年”，不也包括当年坐在“一中”课堂上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听吕老师授课的那个“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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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师亲切地称周学夫老师为“老夫子”，但她告诉我们，别看“老夫子”头发花白，一派蔼然长者的儒雅风度，其实也就四十来岁，“跟我差不多”。吕老师这样说，主要出于对周老师的敬重，其实他们至少相差十多岁。

周老师强调学习须从兴趣出发。他讲中外地理，总要岔开去，围绕当地风俗民情、历史传说、自然景观和物产、人文环境、古今变化，大加发挥。听他讲得眉飞色舞，津津有味，你很难判断这到底是顺乎同学们的兴趣，还是周老师自己的兴趣。吕老师是班主任（后升任副校长），负责全校（当然包括文科班）升学率。她欣赏周老师的教法，但又不得不提醒他“无轨电车”别开太远。

他们两个教我们史地课，真是黄金搭档。

毕业于华东师大的严顺贤老师是全班同学崇拜的偶像，他年轻帅气，满腹经纶，从容自信，口才极好，硬是把政治课讲成“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演讲术”+语文课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大集锦。迄今为止，我在大学课堂和各种学术会议上，很少再看到有谁具备严老师那样的缜密思维和一流的口才。

初中毕业考试，我的英语成绩为零分，吕老师起初安排我学俄语。不知何故，两个月后还是让我改学英语，这就使我有机会一睹1966年之前就来“一中”执教的朱莉莉老师的风采。朱老师十分看重英语发音，为此经常将pronunciation拆分、慢读为pro-nun-ci-ation。尽管我发音糟糕，亟需纠正，却武断地认为这样太夸张了，女同学们跟着咬牙切齿地读，也缺乏美感，因此腹诽久之。

年少轻狂，无知无畏，如今追悔晚矣。

朱老师当然看不出我的腹诽，还好心地安排她最欣赏的温良娴静的女生L同学抽空辅导我如何发音，从二十六个字母与国际音标开始。L同学很热心，果真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周某个固定的课余时间一对一辅导。不知为何，我总是心不在焉，因此这样的辅导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文科班分出来之后，朱老师转去教理科班英语了，接手教我们的是如今已想不起名姓的一位俊秀小伙。他以为朱老师已经解决了大家的发音问题，便专从语法和翻译下手。这就使英语根本开不了口的我得以滥竽充数，也似乎找到了借口，很快结束了跟L同学一对一的补习，彻底错失了纠正发音的良机，以至于到了大学课堂，第一次用英语回答问题时，全班八十多名同学都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几乎没有一个字发音正确。

这是后话。说回高中文科班这位年轻的英语老师，每当他提问而没有即刻得到回应时，失望之情就溢于言表，总是说“想不到啊，偌大一个文科班——”一年半下来，我只记住他的口头禅“偌大”，以及他那副失望的样子。“偌”读“ruo”音，断乎不会弄错。至于英语的pronunciation，我只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了。

文理科分班之前，教我们语文的是全校唯一不修边幅的鲍显然老师。他脸色黑而黄，香烟不离手，一口浓重的桐城口音普通话，不苟言笑，望之俨然。但吕老师很佩服他。可惜分班之后，这位“桐城派”转教理科班了。

我在语文课的鲍老师时代，很出过一次风头。那是第一学期快结束时，鲍老师命我们用白话翻译他刚刚讲解过的《楚辞·九歌·国殇》。第二周上课，他用一节课时间评点同学们的作业。只听他清了清嗓子说，“这次，这个这个‘郜无宝’啊，翻得最好”，然后就用悠长婉转的桐城腔烟嗓子朗读起我的作业来。

课后走出教室，父亲不知何时立在走廊里。原来他将新弹好的一床棉被送到姑妈家，顺便来看我，正巧听到鲍老师的表扬。“盖好的”（我怀疑他一激动，将刚流行到铜陵的北京话“盖了帽儿”给本地化了）。父亲还提醒我，以后千万要把名字写清楚。我觉得这种提醒纯属多余，他不知道鲍老师眼睛老花，“元”而作“无”，岂可怪我？

接替鲍老师的李道木老师年富力强，普通话略带一点合肥口音，但比鲍老师纯正多了。李老师是我见过的最谦逊和善的老师之一，从不居高临下向我们俯冲过来。讲解任何语文问题，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轻声细语，循循善诱。这种有意回避（至少是不张扬）教师个人风格的讲解，反而更能凸显语文本身的魅力。

李老师的另一项发明是鼓动我们恳请班主任吕老师安排一次春游。改造一新的天井湖公园正巧开放，全班集体畅游一次，可以获得作文的好素材。他这个主意很快被吕老师采纳。

高中时代集体组织的这次春游令人难忘，虽然事后我们提交给李老师的也不外乎模仿朱自清《绿——温州的踪迹》之类的“散文”。还有一位男生不慎失足，跌入湖中，浑身湿透爬上岸边，接连打了八九个喷嚏。这小小的意外，更加深了我们对天井湖之游的记忆。

数学老师程祥祺住校外，这在教师中间属于极少数的例外。在我的记忆中，他整天拎着一只棕色文件包，来去匆匆。他跟我们交流少，但上课有一套，要言不烦，切中肯綮。他反复强调，学好数学没别的窍门，关键在于“吃透原理，以不变应万变”，不必搞什么题海战术。这倒跟我的初中物理老师（因眼睛高度近视而被同学们唤作“酒瓶底”）英雄所见略同，因此很多应该用于复习数学的课余时间，都匀给了其他课程。

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法至少对数学来说十分可行。我高考最佳成绩并非投入够多的其他课程，而是用时最少的数学。要知道我初中毕业时，数学只考了五十点五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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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四十多年过去了，记忆难免模糊，但我对授业恩师们的感激从未改变。

高中两年，匆匆过去。在校期间，我只去过吕老师家一两次，跟其他老师交往也都很少。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永远定格于讲台之上，黑板之前。

最近网购了一本《铜陵市第一中学志》，闲来披览，这才在“教职工名录”中看到，周学夫、程祥祺、鲍显然、朱莉莉四位是1965年前入职“一中”的资深教师，李道木、吕达贞、严顺贤三位则于1966年至1977年陆续来“一中”执教。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但在我们这些“六零后”出生的高中生眼里，他们于1980年代初的时代氛围中不约而同走在了一起，不约而同显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风采。

这之前和之后他们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跟我们这班同学发生短暂交集的两年，他们和我乡下初中的老师们一样，都有着1980年代为人师表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认真投入的工作态度，甘心奉献的职业操守。这是我们民族最可贵的品格。

也就在1980年，张枚作词、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夜之间唱红大江南北，在心里口里我们不晓得唱过哼过多少遍！但歌词中“八十年代新一辈”究竟指谁？我和文科班宅心仁厚又最爱琢磨的X同学私下曾讨论过多次，结论却总是开放式的。

没法不开放啊！“八十年代新一辈”，难道就是恰好在1980年踏进高中校园然而对世界上的一切都还懵懂无知的我们？或者在我们之前考进大学的那些传说中的学长们？

好像是，又好像不全是。高中和大学围墙之外各行各业、各种身份、各种处境中更多的同龄人呢？可以把他们排除在外吗？难道“八十年代新一辈”只包括当时正在“出风头”或被“寄予厚望”的一班“年轻的朋友”？

再说同样迈着铿锵步伐走进八十年代的老师们呢？他们或者年轻，或者已青春不再，但八十年代初的时代氛围更新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也以自己被更新的生命为那个时代增添了属于自己的光环与色彩。难道他们就不是“八十年代新一辈”了吗？

歌里唱的是“再过二十年”。如今两个二十年都已转瞬即逝，但我和X同学私下讨论上述问题的情景，还恍若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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